1982年初春的黄昏，木樨地22号楼十二层的阳台上，一阵带着泥土气息的风拂过，陈永贵蹲在齐腰高的玉米旁出神。夕阳把绿叶镶上金边，他顺着叶尖摸去，仿佛又闻到大寨山间的风。他在北京高楼之间总觉得有些局促，心里却始终牵挂着那份脚踏田埂的踏实。屋里警卫喊他喝粥，他答应着，但手还在抚摸着玉米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哪比得上咱地里的热闹。”

他对土地的热爱，始于1945年家乡解放时。昔日的大寨面积小、土质差，连年歉收，年轻的陈永贵靠吃苦和实干改变了村庄命运。合作化时，他被推为村支书，带领群众改沟筑坝、修梯田、垒石墙，把破碎的“三跑田”改成能蓄水保墒的田块，亩产由几十斤上升到五百斤左右。省报将他作为基层典型宣传，但他最享受的，仍是镢头落土的那股泥土味。

1963年一场持续七昼夜的大雨冲毁了新修的田埂，庄稼几乎绝收。县里要送救济粮，他坚决回绝，要求村里靠自己恢复生产，从而形成了不轻易接受外来救济、自力更生的做法。来年，大寨不仅恢复生产，还上交了大量公粮，这份韧劲赢得了外界的惊讶与称赞。

他的事迹很快传到北京。1975年，陈永贵调任国务院副总理。初到京城，他仍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，裤兜里揣着算盘，别人劝他换西装，他只是笑着说官也不能忘本。1976年“四人帮”倒台的当晚，他在院里来回踱步直到深夜，接到召集去西山开会时，他掐灭烟头吩咐警卫备车，生怕被落下。会后，他与一些老战友并肩走出，会场外的兴奋没持续太久，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气候的急转直下。

自1978年起，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声势被削弱，昔阳等重点工程停滞，针对他的批评和审视接踵而至，甚至有人建议取消他的代表资格。忧虑之下，他去见了邓小平，邓拍着椅扶手安慰他，说中央清楚他的来龙去脉，并不是“四人帮”的同党。尽管得到保证，陈永贵依然决定离开交道口的小院，搬到木樨地的高楼，与妻子自己淘米做饭，不愿享受专门的炊事服务，只婉言“多发点保姆费就行”。街坊为他让座，他也只是谦逊拒绝，仍像个朴实的庄稼人。

到1985年夏天，他的身体亮起了危险信号。检查结果显示为癌症晚期。8月12日，他住进北京医院，老战友们陆续前来探视。华国锋开玩笑说医院饭菜便宜，缓和着气氛。几天后，邓小平派人转来口信：好好养病，中央肯定你过去的贡献，你是跟土地打过硬仗的人。听到这话，陈永贵紧攥被角，眼含热泪却平静地说“知道了，心里踏实”。

病情继续恶化。输液间隙，他拉着从大寨赶来的人低声交代：“我走了，别忘了给我找个面朝梯田的坟地，四十块钱够不够？”儿子在旁焦急反对，他自己却苦笑着收回话语。1986年3月26日拂晓，春寒未散，陈永贵在北京医院安静地离开，终年72岁。当天一撮黄土被装入骨灰盒，不久骨灰被送回虎头山。大寨人自发列队，用当年修坝时的铜锣敲出沉厚的节奏，山坡上的老柳随风摇曳，仿佛在应答：犁铧已归田，种子早已撒下，老支书的牵挂，会留在这片土地上。